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笼络人才——致安之本,唯在得人

唐太宗在他的青年时代,便以善于笼络人才而著称。晋阳起兵的前后,李世民与刘文静、裴寂等人结为密友,共谋起兵大事。攻取长安,李渊称帝后,李世民又依靠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、程知节、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段志宏等一大批文武贤才,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接连取得胜利;又在“玄武门事变”中杀死建成、元吉,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早在武德四年(621年),李世民擒窦建德、王世充,凯旋回京,被授为“天策上将”,他便开文学馆置十八学士。这一事实表明此时秦王李世民虽然既非是皇帝,也不是太子,但事实上却把以文治国引以为自己的“大任”。不然的话,他的开文学馆、网罗天下人才,意欲何为?

李世民深知他是得助于秦王府中的智囊团为他出谋划策,又有尉迟敬德等一班武将之助,他才当上了皇帝。即皇帝位后,在如何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,他理所当然地把网罗天下人才作为安定天下、治理国家的前提条件。李世民于武德九年(626年)八月即皇帝位,九月设置弘文馆,表明他对于为政得人是何等的重视。

据《贞观政要·择官》记载:贞观元年(627年),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:“致理之本,惟在于审,量才授职,务省官员。故《书》称‘任官唯贤才’,又云‘官不必备,惟其人’。”贞观元年(627年),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:“政安之本,惟在得人。比来命卿举贤,未尝有所推荐。天下事重,卿宜分朕忧劳。卿既不言,朕将安寄?”

“臣愚,岂敢不尽情,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。”封德彝答对说。

“前代明王,使人如器,皆取士于当时,不借才于异代,岂得待傅说、逢吕尚,然后为政乎?且何代无贤,但患遗而不知耳。”

唐太宗把“得人”视为“致安之本”,批驳了右仆射封德彝不荐举人才的谬论,“德彝惭赧而退”。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、封德彝有关求贤的指示,表达了他于即位初对人才的重视和思贤如渴的急切心情。

贞观二年(628年),唐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:“公为仆射,当助朕忧劳,广开耳目,求贤访哲。”唐太宗对侍臣说:“朕居深宫之中,视听不能及远,所委者惟都督、刺史,此辈实理乱所系,尤须得人。”这里唐太宗把“得人”视为关系国家“理”与“乱”的关键所在。他所说的“得人”,既指朝廷中的三公九卿等宰相、大臣,也包括地方上的都督、刺史,中央与地方官员。

贞观三年(629年),唐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:“公为仆射,当广求贤人,随才授任,此宰相之职也。”

唐太宗把“得人”视为“致安之本”,其目的在于借此安定天下,益于百姓。正如贞观元年(627年)他对兵部员外郎杜正伦说:“朕今令举行能之人,非朕独私于行能者,以其能益于百姓也。朕于宗亲及勋旧无行能者,终不任之。以卿忠直,朕今举卿,卿宜勉称所举。”

魏徵对于唐太宗初年的“求贤如渴”,亦给予充分地肯定:“贞观之初,求贤如渴,善人所举,信而任之。”纵观唐太宗于在位期间,对选任贤才问题一直十分重视。直到贞观十三年(638年),他还在对侍臣说:“能安天下者,惟在得用贤才。公等既不知贤,朕又不可偏识,日复一日,无得人之理。”

唐太宗求贤如渴、网罗天下贤才以致天下太平,还表现在贞观年间,先后曾五次下达求贤诏书。据《全唐文》所载,有《荐举贤能诏》、《令河北、淮南诸州举人诏》、《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》、《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》(卷七)、《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》。这些诏书,反映了唐太宗对任贤致治的认识和重视,既表达了他求贤如渴的急切心情,亦是他为招贤才致天下太平的措施之一。唐太宗对治书侍御史权万纪所说的“与其多得数百万缗,何如得一贤才!”。在《帝范·求贤》中,唐太宗说:“黄金累千,岂如多士之隆,一贤之重”,又说:“夫国之匡辅,必待忠良;任使得人,天下自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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