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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之治——大治天下,享誉千载

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,经济复苏,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。

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,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,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。唐太宗任人廉能,知人善用;广开言路,尊重生命,自我克制,虚心纳谏;并采取了以农为本,厉行节约,休养生息,文教复兴,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,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;并大力平定外患,尊重边族风俗,稳固边疆,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。因其时年号为“贞观”(627年—649年),故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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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,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。

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誉千载,关键在于他有个非同寻常的成果,即唐朝两大治之一的“贞观之治”。

大治天下,是每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梦寐以求的理想。然而要实现这个理想,却又谈何容易。不仅需要君主不是停于空想、停于空谈,而是要有脚踏实地不懈地追求的精神;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于享乐、安于现状,而是有同心同德为之奋斗的襟怀;更需要百废待兴、人心思治的社会条件。

唐太宗有这种精神,他的臣子有这种襟怀,他的国家有这种条件,万物皆备于他,从而促成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实现。

教化民众,首先得让民众能安居乐业,不要再断了生计,被迫为盗。故而,唐太宗反对用重刑来“止盗”,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费,轻徭薄赋,选用廉吏,使百姓衣食有余的方法,改善朝廷律法。改善的方法是有效的,“自是数年之后,海内升平,路不拾遗,外户不闭,商旅野宿。”

唐太宗深知,凡事都有“本”,即根本之处,治国应从根本人手。他说:“凡事皆须务本。国以人为本,人以衣食为本,凡营衣食,以不失时为本。”

国以人为本,是大政;人以衣食为本,是实事。唐太宗以大政指导实事,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。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,无主荒地大量存在的情况,重新制定了均田制,尽可能使人人有田,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,在均田制的基础上,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。在这二项基本政策上,他劝课农桑,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,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,以不违农时。此外,还大力兴修水利,改进农业生产条件;促进人口繁衍,增加劳动力。诸如此类,不胜枚举。

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后,不仅使自隋末以来的残破凋蔽,现象得到了改变,且迎来了许多年的大丰收景象,迎来了政清国晏的局面。

贞观四年(630年)“至八年、九年,频至丰稳,米斗四五钱,马牛布野,外户动辄数月不闭。至十五年,米每斗值二钱。”(《通典》卷七)

米价是民众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指标,米价稳定地大幅度持续下跌,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证明。

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,他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辉煌的。这辉煌的取得,也有魏徵的一份功劳在内。唐太宗登位伊始,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,也曾引发过一场大争论。许多大臣,根据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战功,主张“震耀威武,征讨四夷”。唯有魏徵持不同意见,他劝唐太宗“偃武修文,中国既安,四夷自服”。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徵的意见。

国家的大治,极大地增强了国力。唐太宗尽量避免大型战争,只是用强大的国力来进行慑服。然避免战争并非排斥战争,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他还是发动了战争这架机器。他先击破东突厥,擒住了颉利可汗;继而,平定了吐谷浑;接着,统一了高昌国;最后,沉重打击了西突厥。

唐太宗“和”的杰作,是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,从而消除了来自青藏高原的战争。这个和亲故事,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话,载入了史册。

以和为贵,以战辅和,有效的战略,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线上升,如日中天。各族酋长络绎不绝地前来长安,朝见唐太宗。贞观四年(630年),在颉利可汗被擒之后,西北各族一致给唐太宗上了个尊号:“天可汗”。

天可汗即万国之主。得了这尊号的唐太宗,意味着他执了东方的牛耳。

取得“贞观之治”的唐太宗,在得了“天可汗”尊号的当年,还留下了一段趣话。他说:“今颉利成擒,各酋长给朕带刀宿卫,各部落改易中国衣冠,此都是魏徵之力。唯一的遗憾,就是封德彝没能活到今日,以亲眼目睹这成就。”

对于后世称颂的“贞观之治”,与促成大治实现的唐太宗,以及承前启后的唐初诸帝,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。他说:“汉、唐并称中国盛世。贞观、永徽之治,论者以比汉之文、景,武功尤远过之;然非其时之君臣,实有过人之才智也。唐太宗不过中材,论其恭俭之德,及优深思远之资,实尚不如宋文帝,更无论梁武帝;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,更无论宋武帝、陈武帝矣。若高祖与高宗,则尤不足道。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,承季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久乱之后,宇内乍归统一,生民幸获休息;塞外亦无强部。皆时会为之,非尽由人力也。

其实,大乱之后可致大治的时势,使得唐太宗由“中材”一跃成了“大材”,成了历代雄主难以企及的“大材”;“贞观之治”成了大治,成了历代各种大治中最脍炙人口的大治。

“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,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。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、最幸运、最先进的国度。监狱是空的,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,所有国民充满自信。这是因为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。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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