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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与他的程朱理学

  

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

  问渠那得清如许,谓有源头活水来。―――朱熹

  程朱理学,是宋明理学的一派,有时会被简称为理学,与心学相对。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、程颐、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家流派,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(从不同的角度认识,他有不同的名称,如天、道、上帝等),而且他是善的,他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,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“礼”,而人在世界万物纷扰交错中,很容易迷失自己禀赋自“理”的本性,社会便失去“礼”。他还认为,由於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,所以万物“之所以然”,必有一个“理”,而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(格物),可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(致知)。所以如果无法收敛私欲的扩张,则偏离了天道,不但无法成为圣人(儒家最高修为者,人人皆可达之),还可能会迷失世间,所以要修养、归返、并伸展上天赋予的本性(存天理),以达致“仁”的最高境界,此时完全进入了理,即“天人合一”矣,然後就可以“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,这时人欲已融入进天理中(灭人欲,不是无欲,而是理欲合一),无意、无必、无固、无我(从“毋”变成“无”),则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道了。

  其基本观点包括:1理一、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,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;2、理一分殊,认为万事万物各有 一理,此为分殊。物、人各自之理都源于天理,此为理一;3、存天理、灭人欲,天理构成人的本质,在人间体现为伦理道德“三纲五常”。“人欲”是超出维持人之生命的欲求和违背礼仪规范的行为,与天理相对立。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视为人欲,是封建纲常与宗教的禁欲主义结合起来。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,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,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,他们以儒学为宗,吸收佛、道,将天理、仁政、人伦、人欲内在统一起来,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,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,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,深得统治者的欢心,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。

    一、朱熹其人――理学的集大成者
 
  朱熹,字元晦,是南宋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,婺源县城人。淳熙(1181)八年十二月,朱熹不畏权奸,连续上书十次弹劾太守唐仲友“违法扰民,贪污淫虐,蓄养亡命,偷盗官钱”,终于罢免了唐仲友。并上奏朝廷,指出当时南宋天下“如人有重病,内自心腹,外达四肢,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”,提出“辅翼太子,选任大臣,振举纲纪,变化风俗,爱养民力,修明军政”六策。朝廷识其才,多次委以重任,朱熹力辞不受,致志于理学。
 
  朱熹继承北宋二程的思想,是理学的集大成者。他的两本书――《孟子集注》、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为他奠定儒学一代宗师的地位。
 
  《孟子集注》为儒家的第二圣人--孟子,确立了地位。主张“民重君轻” 的孟子被正式确立了亚圣的地位,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开明专制的时期。《孟子》共七篇,是孟轲及其弟子所著以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为中心的儒学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。朱熹所作的《孟子集注》使之身价倍增,从子部一跃而入经部,朱熹注搀入了他作为理学家的许多见解,是一部经典注本。
 
  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儒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牌。中国古代有"四书五经",与基督教有圣经、伊斯兰教有古兰经相似。汉唐是《五经》时代,宋后是《四书》时代。南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年),朱熹在福建漳州将《大学》从《礼记》中抽出来,到撰写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,便成了《四书》之一。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,它被列为"四书"之首,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一起,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。这位儒家大师认为“先读《大学》,以定其规模;次读《论语》,以定其根本;次读《孟子》,以观其发越;次读《中庸》,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”。朱熹著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具有划时代意义。
 
  二、朱熹所处的时代――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
 
  任何一个理念的产生和它所处的时代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宋朝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朝代。真正推崇儒家的是宋朝。推论其原因:残唐、五代割据的局面到宋终于归于统一。赵匡胤(927――976,在位17年)在《咏初日》诗中写到:“一轮顷刻上天衢,逐退群星与残月。”在这种欢快的心情之下,宋的统治者选择了儒教作为治国之策。宋朝的开国宰相赵普说:“半部论语治天下。”可见儒教的地位之高。儒教是大乱之后走向大治的社会在思想、方法上必然的选择,儒教也为宋带来空前的繁荣。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的巅峰时期,是中国古代经济、文化发展的顶峰。
 
  政治上,必须加强集权,削除藩镇。没有稳定,一事不成,宋太祖深明此理。建隆二年七月的一个晚上,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,酒酣耳热之际,说道:“我是靠你们出力,到了这个地位,感念你们的功德。但做皇帝也太为难了,我彻夜难眠,不敢安枕。”石守信等人惊问其故,宋太祖说“这很明白,皇位谁不想要?”石守信等人听了大吃一惊,忙顿首曰:“陛下何出此言,天命已定,谁敢有异心?”宋太祖说:“不然,你们虽然无异心,你们部下却想要富贵,一旦黄袍加身,你即使不想当皇帝,到时也身不由己了。”第二天,石守信、高怀德等纷纷上表要求解除兵权,宋太祖欣然同意。这就是“杯酒释兵权”的千古佳话。它本身就说明了战乱之后,人心思定的大众心态。也体现了赵匡胤不同于列朝杀功臣的仁慈之心。
 
  宋朝政治清明,没有历史上的外戚、太监、权臣、暴君等弊政。难能可贵的是:“帝尝读《尧典》,叹曰:‘尧、舜之世,四凶之罪,止从投窜,何近代宪纲之密邪!’”立下密约于祖庙: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,“誓不诛大臣、言官”,“子孙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”。专门建立了言官谏言制度。宋朝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唯一的一个学术自由的时期。苏轼说: “历观秦汉以及五代,谏争而死盖数百人,而自建隆以来,未尝罪一言者,纵有薄责,旋即超升。许以风闻,而无官长,风采所系,不问尊卑,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,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。”贤哉,赵匡胤。
 
  到了宋朝中叶(1023――1100年),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,统治阶层又发起了两次较大的改革。即范中淹――欧阳修的变法,王安石的变法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的千古名言即出自范中淹笔下,可见当时政治之清明。
 
  政治清明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。朝廷废除了苛捐杂税,鼓励农耕,结束了“五代”时期的“田园荒尽”的惨状。诗人滕白在《观稻》一诗中唱到:“稻穗登场谷滿车,家家鸡犬更桑麻。”一派富足的景象。工商业也有长足的发展。即使偏安江南的南宋,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小天下。
 
  宋朝在文化、艺术和科技等方面,也取得长足的进步。流传至今的有影响力的许多风俗习惯,相当一部分产生于宋朝。与之前、之后的朝代相比,宋人相当重视技术发展。从太祖赵匡胤始,历代君王都曾亲自监造舰船。我国四大发明中的三个就产生于宋。宋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汉以来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,纸币开始流通也。史学家认为,当时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。
 
  宋的繁荣正是以承续前期儒学而形成的道学或理学为思想基础的。“吾之道,孔子、孟轲、杨雄、韩愈之道”(柳开《应责》),说明了这种承续性。所谓理学,就是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,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,是在两次变法之后走上独尊的道路,它是各种儒家学派争论后的胜利者,是经历实践考验后,唯一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。理学是理论的,更是实践的产物。
三、对程朱理学的批判
 
  明末,李贽针对正统理学家的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命题,他提出“穿衣吃饭,即是人伦物理”的主张,认为“理”,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,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。
 
  清朝以后,“反理学”的态势一度形成。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,痛斥朱熹是“满口胡说”、“自欺欺世”,“必破一分程朱,始入一分孔孟”;“程朱之道不熄,孔子之道不著”;又批程朱“徒见道于纸,谈道于口,考道于笔”。他深感“误人才,败天下事者,宋人之学也”,他说:“率天下入故纸中,耗尽身心气力,做弱人病人无用人,皆晦庵(朱熹)为之也!”。
 
  清代戴震认为:“理者,存乎欲者也。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)“凡事为皆有于欲,无欲则无为矣。有欲而后有为,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。无欲无为,又焉有理?”(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下)。
 
  五四运动后,知识份子极力破除“吃人的礼教”,甚至对理学有一致的观点,中国的衰落自宋开始,其中,朱熹的理学曾被认为是所有这些衰落的罪魁祸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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