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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强人郑贵妃

皇贵妃郑氏(1565~1630),明神宗朱翊钧之皇贵妃。大兴(今北京大兴)人。明万历初入宫,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妃子。生皇三子朱常洵后,进封皇贵妃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太子册立。万历四十一年,奸人孔学为陷害太子,牵连郑贵妃,梃击案又有郑贵妃之太监参予其事。明神宗崩,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,以大臣反对乃止。崇祯三年七月,郑贵妃薨,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,葬银泉山。崇祯十七年秋七月戊子,明安宗追尊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。

生平

万历九年(1581年)八月,朝廷下诏选美备嫔妃。

万历十年二月,册郑氏为淑嫔。

万历十一年八月,晋德妃,十一月乙巳日(1584),郑德妃生皇次女(云和公主朱轩姝)。

万历十二年(1585年)七月,晋贵妃。十二月十九日,贵妃郑氏生皇次子(邠哀王朱常溆)。

万历十四年(1586年)正月五日,贵妃郑氏生皇三子(福王朱常洵,追尊恭宗)。三月,进封皇贵妃。

万历十五年(1587年)九月乙未日午时,郑皇贵妃生皇四子(沅怀王朱常治)。

万历十六年(1588年)八月甲午日,郑皇贵妃生皇六女(灵丘公主朱轩姚)。

万历二十年(1592年)三月庚辰日,郑皇贵妃生皇七女(寿宁公主朱轩媁)。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年),明神宗崩,遗命封郑皇贵妃为皇后,以大臣反对乃止。

崇祯三年七月,郑贵妃薨,谥曰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,葬银泉山。

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,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,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、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。如果专恃色相,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。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,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。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,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,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、无所顾忌。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,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,替他排忧解愁。在名分上,她属于姬妾,但在精神上,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,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。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,一副奴才相,反而公然抱住皇帝,摸他的脑袋……这种“大不敬”的“野蛮”行为,除她之外,是无人敢做的。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,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,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。

争权

1586年,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。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,长达几十年的“国本之争”由此揭开了帷幕。

郑贵妃的儿子不是皇长子,这让她很不爽。按礼,母以子为贵,皇长子的母亲王恭妃,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,除皇后之外,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。郑贵妃因生子而晋封为皇贵妃,地位仅次于皇后,比皇长子母亲王恭妃要高两级了,因而整天缠着神宗要立儿子朱常洵为太子。神宗宠幸郑贵妃,自然对朱常洵十分喜爱,而对朱常洛如对恭妃一样的冷淡,所以他也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。但是,那些坚持正统“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”的朝廷大臣们,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。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,后来册封为贵妃,显然是于礼有违的,这让饱受正统礼法熏陶的朝廷大臣很难接受,当得知她又被封为皇贵妃时,朝廷内外一片震惊。众大臣见郑贵妃如此受宠,认为将来免不了会出现废长立幼的情况,要是不及时制止,后代史书上必说本朝大臣失职严重。于是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按照无嫡立长的老规矩,立朱常洛为太子。立储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,开始神宗很愤怒,谁上奏就罢官、贬官或责打板子。然而,大臣们在被罢被贬被杖之后,却能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,并且名垂“竹帛”,因此冒险沽名钓誉的人也就络绎不绝。神宗面对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,时间长了也就筋疲力尽,不知如何是好。但这也使他不敢宣布立朱常洵为太子,要是立非长子为太子,势必会遭到众人更加激烈的反对。这时郑贵妃出谋划策,说:“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,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?”神宗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,对立储之事一拖再拖,以待时机。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:“储位久不定,廷臣交章固请,皆不听。”这办法还很灵,时间一长,拿这说事的人逐渐少了。

神宗身体不好,老是因病卧床不起,经常不上早朝。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大臣攻击自己,也害怕神宗被大臣说服,与己不利,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,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开始,不再上朝理政,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,或是与太监、宫女做游戏,寻欢作乐。他除了关心如何废长立幼以外,任何朝政大事,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、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都不闻不问,甚至连宫廷失火都懒得顾问,搞得朝廷内各岗位空缺很多,办事效率十分低下。孟森的《明清史讲义》内称神宗晚期为“醉梦之期”,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“怠于临朝,勇于敛财,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,与外廷隔绝”,但大臣们还是不屈不饶地找机会上奏立储之事。

这一年,给事中姜应麟上书,又一次提出尽快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。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,顿时大怒,在郑贵妃唆使下神宗干脆下旨,道:“立储自有长幼之分,姜应麟怀疑君主,显摆耿直,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。”御旨一下,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。不料旨中有“立储自有长幼”一语,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,那些精明的大臣们看了都心照不宣。神宗起初没有察觉,等到后来众大臣抓住把柄,要求皇上实现诺言,按照“立储自有长幼”原则赶快立太子时,方才恍然大悟,为这失策懊悔不及。但因为圣旨既下,已无法挽回,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,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,拖延不办。为此,神宗出面对群臣说:“皇长子方才6岁,年纪尚幼,这时候谈立储,实非所宜。”神宗原以为,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,可是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。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,大臣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。大学士申时行还以前例上奏道:“祖宗朝立皇太子,英宗以二岁,孝宗以六岁,武宗以一岁,成宪具在。”此时,人多口众,神宗搞得疲惫不堪,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,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,让首辅传谕诸大臣,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议行,要诸臣安心等待,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。

立储之事虽然又延了期,但郑贵妃眼看大臣们誓不罢休的样子,形势对自己不利,于是左思右想,又想出一个“待嫡”之说,要神宗加以宣谕。于是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“想待嫡子”,就是要等王皇后生子。因为抬出了嫡子,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,既然都不是嫡子,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。礼法上所谓“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”,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,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“无嫡立长”这一条的。而王皇后多年不生育,且身体多病,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,就被大臣们毫不客气地推翻了。

郑贵妃见此计不成,转眼又想出了一招,请求神宗来个“三王并封”。所谓“三王并封”,就是在建储之前,先把皇长子朱常洛、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,只要三人同时封王,彼此就都别无二致。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,大臣们仔细一研究,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,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,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。

几次碰壁之后,郑贵妃急了,就干脆缠住神宗,喋喋不休,非要神宗答应立朱常洵为太子。要笑脸?不答应不给;要临幸?不答应也不给,搞得神宗没办法,只好和郑贵妃到大高元殿,祗谒神明,约定以朱常洵为太子,由神宗亲笔写下《赐誓书》,装进一个玉盒,封住后由郑贵妃保管。

时间拖到万历二十八年,皇长子朱常洛已十八岁,该结婚了。大臣们纷纷上奏,要求先册封太子然后大婚,神宗也感到再拖下去不行了。这时,郑贵妃拿来玉盒,坚决要求神宗履行诺言。神宗心动了,他接过玉盒,揭去封条打开一看,不料那张《赐誓书》竟被虫蛀的破破烂烂了,最为诡异的是常洵二个字被蛀虫咬了一个大洞,连一笔一划都没留下。神宗不禁毛骨悚然,失声道:“天意啊,朕不能违背天意!”郑贵妃此时如雷轰顶,傻了一会,竟倒地乱滚,边哭边骂,如同泼妇。神宗此时顾不上理她了,大步奔出了西宫,赶紧入朝招人起草诏书,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万历二十九年十月,举行了立储仪式,第二年给太子完婚。至此,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,前后争吵达十五年,共逼退首辅四人,部级官员十余人、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,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、解职、发配,整个帝国为此不得安宁的“国本之争”,总算告一段落,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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