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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康怎么死的?嵇中散之死

嵇康自幼聪颖,博览群书,广习诸艺,又喜爱老庄学说;身长七尺八寸,容止出众。后娶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,拜郎中,调中散大夫,世称“嵇中散”。后隐居不仕,屡拒为官。因得罪司隶校尉钟会,遭其构陷,而被掌权的大将军司马昭处死,时年四十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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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鲁迅先生的日记知道,他为了编辑一部完整的《嵇康集》,所花费的时间,长达十数年。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,可见他对这位愤世嫉俗的文人,那种特别的敬仰之情。

1913年

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《嵇中散集》不得,遂以托本立堂。

10月1日午后往图书馆……借《嵇康集》一册。

10月15日夜以丛书堂本《嵇康集》校《全三国文》,摘出佳字,将于暇日写之。

10月19日夜读校《嵇康集》。

10月20日夜校《嵇康集》毕。

1915年

6月5日下午得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本《嵇中散集》一部二册。

1924年

6月1日夜校《嵇康集》一卷。

6月3日夜校《嵇康集》一卷。

6月6日终日校《嵇康集》。

6月7日夜风。校《嵇康集》至第九卷之半。雨。

6月8日夜校《嵇康集》了。

6月10日夜撰校正《嵇康集》序。

1931年

11月13日校《嵇康集》以涵芬楼景印宋文(本)《六臣注文选》。

从以上日记中,不难看到鲁迅在整理国故、完善古籍方面的悉心专注,笔墨里那些风雨如晦、鸡鸣不已的文字,也可想象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,受到文化围剿的景况,似可体会到他与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文人,有很多共鸣的地方。

凡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文化巨人,他们之间虽有时间的差距、地域的不同,甚或还有语言的歧异,但由于精神上的一致,灵魂上的交融,不免会产生出一些感知上的沟通和认同。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,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状态,有许多精彩的表述。对同有名气的嵇、阮二人,特别是嵇,还作了精当的分析。

他认为,这两位文人的“脾气都很大;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,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……后来阮籍竟做到‘口不臧否人物’的地步,嵇康却全不改变。结果阮得终其天年,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……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:吃药可以成仙,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,饮酒不会成仙,所以敷衍了事。”

嵇康的别扭,是北人所说的“较真”;阮籍的佯狂,则是南人所说的“搅浆糊”。这就是聪明的人不吃亏,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的区别所在。从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,除去做了狗的以外,大致可以这样分类,一类人不去找死,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,尽量写到极致。一类人不怕找死,想方设法,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,哪怕为此付出代价。前者,我佩服,因为与强权周旋,如走钢丝,那需要极高的智慧。后者,我钦佩,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,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,那需要极强的勇气。

一无智慧,二无勇气的碌碌之辈,只有期望一位平庸的,而且并不特别喜欢咬文嚼字的统治者,网开一面,度过一生了。但是,嵇中散先生不幸生在了魏末,碰上了那个司马昭,该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厄运。

司马昭,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,他一心想篡夺政权,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。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,他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,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,因为曹魏势力还有相当基础。于是,要造舆论,要造声势,要扩大阵营和地盘,很想把这位著名作家、文坛高手,纳入自己的体系。于是,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,动员他出来做官。

“骄视俗人”的嵇康,断然拒绝了。按说,不想干,就算了;或者,婉谢一下,也就拉倒。他不但不稀罕当司马昭给的官,还写了一封绝交书,寄给山巨源,公开亮出观点,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,不屈从于金钱,不依赖于强势,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、冰清玉洁的品格。这与前些年文坛上一个流行的说法“拒绝投降”,多少有些近似。这四个字用之于嵇中散身上,倒是再贴切不过的。

这样,他不仅把老朋友得罪了,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也得罪了。

绝交书,就是他的宣言,嵇康告诉世人,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,就因为当他这个官,我不快活。与这篇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齐名的,在《古文观止》里,还可找到一篇《杨恽报孙会宗书》,同样精彩。两封古人的书信,真是淋漓尽致,挥洒自如,读起来无比过瘾,无比痛快。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,那样勇敢,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、坦荡自然,表示衷心钦佩。

所以,今天那些把“拒绝投降”口号叫得山响者,却未必真的打算实行,不过是用这张皮遮住的结党营私、奔走钻营罢了。假如有这样一个邀宠的天赐良机,司马昭给他打来电话:老兄,给你一个差使吧!肯定,马上出门,拦住一辆面的,屁颠屁颠跑去磕头如捣蒜的。

所以,文学界的这些“拒绝投降”的爷们,不过嘴上功夫,说说而已,一到名利场,个个身手不凡,都是具有相当段级的武林高手。因此在文学史上,如嵇康,临死在法场上弹奏一曲《广陵散》而成绝响,然后慷慨赴死,终其一生贯彻其主义不悔者,又有几许?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。要不然,一代文化巨人鲁迅,也不会对其著作搜集整理以求全璧地倾注心血了。

鲁迅一生除写作外,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,多有著述。但下功夫最多,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,就是这部他亲自辑校的《嵇康集》了,由此也可见巨人心灵上的呼应。他说过:“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,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慷慨激昂,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……嵇康的论文,比阮籍更好,思想新颖,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。”所以,含糊其词,语焉不详,王顾左右而言他,最好了,后来的聪明人,都这样写文章;而针砭王纲,议论朝政,直书史实,布露民瘼,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。

嵇中散的死,最根本的原因,正是鲁迅所指出的,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。

任何一个帝王,最不能容忍的,除了推翻他的宝座,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。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,提出了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的口号,司马昭一看,这不是动摇朕的根本大计嘛,当然是要把他干掉的了。所以,没有马上杀他,不过看时机,找借口罢了。

鲁迅说:“非薄了汤武周孔,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,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。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;司马炎)篡位的时候,怎么办才是好呢?没有办法。在这一点上,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,因此就非死不可了。”

在司马昭的眼中,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,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。何况嵇康的太太,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!这门婚姻的结合,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,娶了一位公主,已无可知悉细情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这位金枝玉叶,看中嵇康并嫁给他,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,很大程度上,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。

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,现在,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,几乎没有,而歪瓜裂枣,獐头鼠目者,倒不乏人,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。史称嵇康“身长七尺八寸,风姿特秀,见者叹曰:‘萧萧肃肃,爽朗清举。’或云:‘肃肃如松下风,高而徐引。’山公曰:‘嵇叔夜之为人也,岩岩若孤松之独立,其醉也,傀俄若玉山之将崩。’”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约合二十三至二十四厘米计算,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,“美词气,有风仪,而土木形骸,不自藻饰,人以为龙章凤姿,天质自然”。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么?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,她的曾祖父曹操,在平袁绍的繁冗战事中,还不忘找个三陪女呢!

另外,魏晋时期的嵇康,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,好运动,喜锻炼,常健身,他擅长的项目,日“锻”,也就是打铁。“性绝巧而好锻,宅中有一柳树甚茂,乃激水环之,每夏月,居其下以锻。”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,肯定肌肉发达,体魄健全,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、娘娘腔,未老先衰,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,要男人气得多。“弹琴咏诗,自足于怀”,“学不师受,博览无不该通”。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,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,动不动弄出学问浅薄的笑话来,令人丧气。加之保持身体健美,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,对亭主来讲,打着灯笼难寻,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。

魏晋时的女人,在性爱观点上,持相当开放的态度,掷果潘安,偷香韩寿,就是最好的例证。更不要说放浪成性的贾南风了,连法国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,也望尘莫及的。因此,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,嫁给这位健美先生,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但嵇康选择娶这个老婆,倒有可能是从他与掌权者对立的感情出发,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。试想,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,干脆大醉两月不醒,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。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,显然是有意的挑战。

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,同是美男子的何晏,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,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吗?嵇康就是嵇康,他却偏要这样行事,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。

虽然,他写过文章,他很明白,他应该超脱。“夫称君子者,心不措乎是非,而行不违乎道者也。何以言之?夫气静神虚者,心不存乎矜尚;体亮心达者,情不系于所欲。矜尚不存乎心,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;情不系于所欲,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。物情顺通,故大道无违;越名任心,故是非无措也。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。”实际上,他说得到,却办不到,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。

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,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“甚不可”的“毛病”,一是“每非汤武而薄周孔,在人间不止,此事会显,世教所不容”,二是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。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,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,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、官僚体制、庸俗作风、无聊风气的不习惯,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,这毛病便根深蒂固,改不掉了。如果说前面的“甚不可”,是他致祸的原因,后面的“甚不可”,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。

阮籍,就比嵇康聪明一些,虽然他对司马昭,不会比嵇康更感兴趣,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级,最主要的原因,就是写文章时,竭力隐而不显,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佶屈聱牙的高论,说了半天,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,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。而且,不得已时,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,唱一曲 Happy Birthday To You应付差使的;到了实在勉为其难,不愿太被御用,而推托不了时,索性佯狂一阵,喝得烂醉,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,作出拍A片样子的亲密状。这样一来,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。

但嵇康做不到,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。他对这个阮籍羡慕得要死,也非常想学习他,对山涛说:“阮嗣宗口不论人过,吾每师之而未能及。”史称嵇康“直性狭中,多所不堪”,是个“不可强”、“不可化”的人物,这就是俗话说的:江山易改,禀性难移了,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,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,那是很痛苦的事情。他想学,学不来,只好认输:“吾不如嗣宗之资,而有慢弛之阙,又不识人情,暗于机宜。”结果,他希望“无措乎是非”,但“是非”却找上门来,非把他搅进“是非”中去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,凡古今文人,如果他是个真文人,便有真性情,有真性情,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,四处讨好,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。

现在只有看着嵇康,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。最痛苦的悲剧,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,还要悲剧下去,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!

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,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,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,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,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。如果在中国历史上,统治者周围,君子多,小人少,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,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。但小人多,君子少,加之文人中的小人,有机会靠近统治者,那就有人要遭殃了。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,首选对象,必是作家同行无疑。

不幸的是,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锺会,不是一个好东西,跳出来要算计嵇康,对司马昭来说,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。现在,已经无法了解,究竟是锺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,故意制造事端;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,衔恨在心,予以报复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,总之,不怕贼偷,就怕贼算,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,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,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,当无疑问。碰上了这样的无赖文人,对嵇康来说,等于敲了丧钟。

锺会年纪与嵇康相仿,只差一岁,算是同龄人。不过,一是高干子弟,一乃平民作家,本是风马牛不相及。但锺会也玩玩文学,以为消遣,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,或有点金钱的老板,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。这种病的名称,就叫“附庸风雅”。或题两笔孬字,或写两篇歪诗,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,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,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。锺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,其父锺繇位至三公,其兄锺毓官至将军,但贵族门第,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,与贫民出身的嵇康,处于同一等量级上。因此,他有些嫉妒,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。假如,锺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,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;但是,他写得不怎么样,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,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。

于是,就有了《世说新语》所载的两次交锋,第一次较量:“锺会撰《四本论》始毕,甚欲使嵇公一见,置怀中,既定,畏其难,怀不敢出。于户外遥掷,便回急走。”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,拉住锺会的手:老弟,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?写序?写评论?开研讨会我去捧场?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锺会,得到这样的首肯,也就天下太平了。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,一个如此圆通的人,也就不是嵇康了。肯定他会拾起锺会的《四本论》,扔在打铁的红炉里,付之一炬。

第二次较量:锺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,又来登门趋访。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,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。现在,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锺会,是讨厌他这个人呢,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表示唾弃,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甚为反感。当这些“贤俊之士”到达嵇康府上,“康方于大树下锻,向子期为佐鼓排,康扬槌不辍,旁若无人,移时不交一言。锺起去,康曰:‘何所闻而来?何所见而去?’锺曰:‘闻所闻而来,见所见而去。’”

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,但锺会可不是一个脓包,而非脓包的小人,往往更为可怕。临走时,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,可谓掷地有声,然后,拂袖而去。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,依我度测,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,恐怕笑不大起来。也许爽然若失,把铁锤扔在一旁,觉得没劲吧?那位拉风箱的向秀,肯定也怔怔发呆了,如此低水平地,没风度地羞辱对手,又能顶个屁用?

唉!这就是文人意气,不谙世事的悲哀了,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,却不懂得“打蛇不死反遭咬”的道理,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,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。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,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。“刚肠疾恶,轻肆直言,遇事便发”的后果,便是锺会跑去向司马昭说:“嵇康,卧龙也,不可起。公无忧天下,顾以康为虑耳!”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,便是“杀”了。

凡告密出首某某,打小报告检举某某,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,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。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,“以事系狱,辞相证引”,把他牵连进去,锺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,“康上不臣天子,下不事王侯,轻时傲世,不为物用,无益于今,有败于俗。昔太公诛华士,孔子戮少正卯,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。”他的结论,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:“今不诛康,无以清洁王道。”其实,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,不过利用锺会的嘴罢了。“于是录康闭狱”。

现在看起来,嵇康第一个要不得,是曹党嫡系,在政治上站错了队;第二个要不得,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;第三个要不得,或许是最关键的,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。

一部文字狱史,通常都是小人发难,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。但对于惑乱其间、罗织罪名、告密揭发、出卖灵魂的小人,常常略而不提,所以,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、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,才会络绎不绝地繁殖孳生吧!

接着,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:

一,“嵇中散临刑东市,神气不变,索琴弹之,奏《广陵散》。曲终,曰:‘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’太学生三千人上书,请以为师,不许。文王亦寻悔焉。”(《世说新语》)

二,“康之下狱,太学生数千人请之。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,悉解喻,一时散遣。康竟与安同诛。”(《世说新语》注引王隐《晋书》)

三,“康将刑东市,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,弗许。康顾视日影,索琴弹之,曰:‘昔袁孝尼尝从吾学《广陵散》,吾每靳固之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’时年四十。海内之士,莫不痛之。”(《晋书》)

四,“临死,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,康颜色不变,问其兄曰:‘向以琴来不邪?’兄曰:‘以来。’康取调之,为《太平引》。曲成,叹曰:‘《太平引》于今绝也!’”(《世说新语》注引《文士传》)

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,不禁愕然于古人比之后人,有多得多的慷慨、胆识、豪气和壮烈,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,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,而且打出标语口号,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,要求停止行刑,让嵇康到太学去作他们的导师。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太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。可以设想,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,一个万人空巷,全城出动,非常悲壮,气氛肃穆的场面。否则,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;他的后悔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!

更教人激动的是,嵇康被捕后,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,不畏高压,挺身而出,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,走进牢房。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,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、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,于是,想起近人邓拓先生的诗:“莫谓书生空议论,头颅掷处血斑斑。”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。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,但绝不可能是全部。

日影西斜,行刑在即,围着法场的几千人,沉默无声,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。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,而是血迹狼藉的行刑场,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,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。但他,这位中散大夫,正因为他不悔,所以,也就无惧,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,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,弹完《广陵散》的最后一个音符,从容就义。

嵇中散之死,不但在中国文学史,即在世界文学史上,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。类似他的那种“非汤武而薄周孔”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,“刚肠疾恶”,“遇事便发”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,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,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。

正因如此,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,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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